在谍战电影《听风者》中，国民党残余敌特人员意图颠覆新政权，为监听敌军电台而设立的神秘部队“701”必须利用超乎常人的听力，逐一破解敌军的交流密码。 
在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中，邓音乐也扮演着类似“听风者”的角色。不过他“监听”的却是更善于隐藏自己的敌人———肉眼不可见的细菌。 
“细菌能自发产生、释放一些特定的信号分子，并且能感知其浓度变化，借此调节微生物群体行为。它们之间‘说话交流’的这种调控系统被称为‘群体感应’。如果能成功拦截细菌之间的致病信号，就能在不施药的前提下达到阻断沟通、防控病害的效果。”邓音乐介绍起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旁人听来，颇有几分谍战片的神秘感。

◎从生物“短板”到科技新星

学生时代的邓音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两名。除了生物这块“短板”偶尔会拖拖后腿，他的学习之路可谓顺风顺水。

高考时，邓音乐满怀信心地填报了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却意外收到一纸微生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向来一帆风顺的他一时难以接受这个自己既无兴趣、又不擅长的专业。在读大学的头两年，心结难舒的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专业学习上。

一次偶然机遇，邓音乐在一本期刊上读到一位女企业家的采访，她的一句话———“无论喜欢与否，既然决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竟意外地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科研斗志。告别漫无目的的生活，邓音乐开始正视、并逐渐喜欢上自己的专业。

在新加坡读博期间，邓音乐经常一周七天都泡在实验室；当上教授后，学生眼中的他还是“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甚至更晚”。从开始“被选择”微生物学，到后来专精于微生物群体感应研究，邓音乐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纵深发展。年仅36岁的他，已在各大权威期刊发表SCI论文21篇，总影响因子达140；申报多项国内国际发明专利，其中一项国际专利已先后获得美国和新加坡授权。在建设“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的同时，邓音乐以学术骨干身份协助申请“973”课题一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获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入选广州市科技新星。

邓音乐说：“科研于我已是一种习惯，这是我的工作，要做就要做好。”

◎专精群体感应，破译病菌“交流”密码

邓音乐一直致力于微生物群体感应的研究，说起来与华农还有一段渊源。在新加坡读博期间，他的导师张炼辉教授被誉为微生物群体感应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张炼辉教授是华农校友，2011年正式回到母校任教。在导师的影响下，邓音乐也走上了微生物群体感应的探索之路，并从新加坡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调入华农工作。

以往，人们习惯于用抗生素直接杀死病原菌，而抗生素的滥用会在无形中增强病原菌的耐药性，为“超级细菌”的出现埋下隐患。同时,过多的使用抗生素,会对病人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也对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滥用抗生素提出了严厉警告,并预测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到2020年,我国每年将会有100万人死于滥用抗生素。在这种情况下,探明病原菌的致病机制并开发新型治疗方法,就显得尤为紧迫。

邓音乐在研究时发现，在很多产生DSF家族信号的病原菌中,如果按照已有的双相感应与调控机制模式来推理，不少实验结果与理论有出入。面对丛生的疑窦，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另辟蹊径，自主设计新实验，直面矛盾根源———DSF家族信号是否使用一种新型的调控机制？这个猜想在邓音乐脑海中已反复演绎千百遍，构想也日趋成熟，因此整个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取得阶段性成果。实验结果在意料之中———证明病原菌中存在群体感应的单项调控机制；亦在意料之外———采用单相调控机制的病原菌的数量要远远高于采用双相调控机制的病原菌。

这一发现拓宽了人们对病原菌致病机制的认识，为研究趋于定式的病原菌的防控开辟了一条新路。相关论文一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报》上，就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基于这项发现，邓音乐着手从三种思路研究新型病原菌防控方式，其共同点是不直接杀死细菌，而是夺其“武器”，阻断其唯一的信息交流通道，从而有效避免耐药菌的出现。

尽管通过阻断病原菌信息交流从而抑制其致病毒力在实验室研究中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离实际应用还有差距。邓音乐参与的“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团队专注于华南地区重要作物病害的新型防控技术研究，并期望找到人体与植物在病原体调控机制上的共通之处。

◎活在当下，要做就要做好

邓音乐在连续实验之后经常就睡在办公室里。教师节，学生送给他一套小枕头和折叠被，好让他在繁忙的工作后能在沙发上打个盹儿。或许是年龄差比较小的缘故，又或许是邓音乐温和的个性使然，他与学生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于教学，邓音乐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十分欣赏新加坡强调辩证和实践的教学方式。本着多实践的理念，邓音乐让学生从研一开始进入实验室，独立研究课题。“活在当下，要做就要做好”是他的口头禅，他常常提醒学生：“你现在做的事可能不会坚持一辈子，但是现在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好，到头来必定收获良多。”

“很亲切、很干练”是博士生崔朝宇对导师邓音乐的第一印象。他回忆说，邓老师一开始就给学生安排实验———没有明确方案，让学生大胆动手，鼓励试错，从错误中积累经验。“邓老师说他做一个周期三到四天的实验，做了三十多遍才成功，我们失败几次，也不能轻言放弃。”老师如此勤奋，耳濡目染之下，学生自然不敢偷懒，“我每天也要在实验室待10小时以上，”崔朝宇笑着补充，“因为邓老师对我们好啊，做不好感觉有愧于他。”

工作之余，邓音乐还是汪峰的“粉丝”，学生经常能听见导师办公室里传来《北京北京》《一起摇摆》的旋律，为本来沉闷的办公环境“打打鸡血”。“我的名字和音乐并没有关系。”邓音乐笑着澄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执着“聆听”，不断探索破译病菌传播的密码，筑起绿色防控的一道防线。